ldy-club : Message: 8.26之乎者也演唱会——崛起·沟通·根源·融合

罗大佑“之乎者也”北京演唱会将于本月26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。本次演唱会将分为“崛起”、“沟通”、“根源”、“融合”4个带有戏剧元素的单元，每个单元都会呈现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和色彩。大佑将以“说故事的人”的身份连续演唱近40首歌曲，其中80%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。

地点：首都体育馆
时间：8月26日 19：30
票价：1280、980、680、480、380、280(满）元
电话：58203366 64606366

罗大佑：音乐是心灵沟通最有力的媒体
www.thebeijingnews.com ·2005年7月29日· 新京报文化副刊

　　创意一直是最重要的

　　新京报：从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至今，台湾流行音乐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？

　　罗大佑：20世纪60年代是嬉皮士的年代，拿起一把木吉他，披头散发，一副“披头士”的样子，打破传统礼教，不穿西装，不打领带，赤裸上身，只有牛仔裤，那是最解放的年代。

　　台湾的校园民谣时代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沉积，到70年代之后，主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，大家都希望能唱自己的歌，而不是一拿起来都是西洋老歌曲、日文歌曲，于是从70年代开始，慢慢地摇滚乐、重金属都进来了，一直到80年代，迪斯科也进来了。声音要跟“肉”结合在一起，音乐要“跳”。90年代则是各种文化聚合在一起，21世纪我就搞不清楚了，但创意一直是这些年来台湾乐坛最重要的。

　　寻找久远的认同感

　　新京报：你即将在北京开的演唱会起名为“之乎者也”，跟你1982年首张专辑同名，似乎有把观众的视线引回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？

　　罗大佑：1982年我的首张专辑叫《之乎者也》，是对当时封建、八股的反讽，所以我会唱《鹿港小镇》这些歌曲，为的是让风气开放一点。可现在是充斥着电脑、手机的时代，当时代把我们强烈地往前推的时候，我们总感觉有点失落，就像我说过的：“这是一个科技的年代，所以我们要找回人性。”电脑、手机用得越多，你的神经越被孤立掉，最好的网站也会让你迷失。

　　尽管“之乎者也”这四个字我们不会再用，但这时候走回里头，我们总能找到一种久远的认同感，我们应该寻回自己的根。人是不能忘了老祖宗的，你不觉得这古铜色的四个字在21世纪散发出新的光芒吗？

　　新京报：这样会不会显得有些说教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当前内地年轻人和台湾乐迷对音乐需求的不同？你的《现象七十二变》今年初被选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曲目，对自己的流行音乐进入教科书的行列，你有何感想？

　　罗大佑：我不怕说教，我的年纪随着时间不同，观众也会不一样，在时间的转换里找到一种认同感是最重要的。有人说，我说的比唱的多，那无所谓，因为也是一种沟通。两年半后我重回北京，我知道这个都市的气质对我是种考验，但我有备而来。至于《现象七十二变》入选的事，我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。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心情，给十六七岁的高中生写歌了，我只相信，音乐是人与人心灵沟通最有力的媒体，音乐之外我还没找到更好的。

　　音乐被过分制作了

　　新京报：你写歌30多年，用你的眼光来看，现在台湾乐坛与以前相比，主要问题是什么？

　　罗大佑：以前是大家“拷”不到李宗盛、罗大佑音乐的问题，现在是CD太多，找不到音乐的问题，音乐被过分制作了。

　　我的人生正好经历了音乐史上最大的革命，1980年代，MIDI音乐数位转换的出现，使无论什么声音都可以用电子来磨合，从此，科技改变了音乐界几千年的景观。我们跨越了那么多东西，能够活下来其实就不容易。歌手站在台上，其实是有责任“八股”一点的，刚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两根，也是想让大家听到中华民族最根源的声音———也就是两根弦的声音。

　　这个时代替换太快，全世界的流行歌曲，没有一首的循环是超过一两年的；手机一年左右完全更新了，功能更多、画面更大。我们受到的刺激太多，现在的小孩子，如果要让他们开心，还不如买一个好的电动玩具给他们。但我还是一路在写歌，我知道写歌30多年会有多辛苦，但我有责任感，不能背叛自己的热情，背叛公众对自己的期望，这样我宁愿不去照顾年轻一代的乐迷。你知道写歌从20世纪写到21世纪有多困难吗，前段时间连战、宋楚瑜不是访大陆吗，他们等了50多年。

　　刚才有人送我生日礼物：1954年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头版消息是“东北大麦高粱的产量特别好”，下面一小块“闽江匪帮”正在如何如何，隔了51年台湾和内地终于不用这种方式对抗了，真是一大进步。

　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

　　新京报：你到现在都自认为是“斗士”，你对台湾的现实不满，并在音乐创作上注重社会责任感，你在乐坛有多少这样的同行者？

　　罗大佑：其实我一直很紧张，面对大家时，话要说对，唱歌的时候不能走调；但又不能只讲话，还得有些表演。我对自己的嗓子没法要求，最重要的是对自己、对自己音乐里的感情有所交代。我对台湾的社会现实一直不满，也等于我一直对自己不满。陶喆和周杰伦的音乐都不错，香港由于语言的关系，还没发现很多我的同行者。音乐人代表了一代又一代的声音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，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不同的偶像，播放音乐的载体也不一样，这是可喜的，最怕是一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方向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一直怀着社会责任感、有意拓展歌曲的思想性，但流行音乐自身的局限性会不会阻碍你的创作往深度去发展？

　　罗大佑：流行音乐一定有局限性，如果不是大街小巷在唱，媒体在不停播放，感觉就不叫流行。

　　但重要的是音乐没有局限性，从人呱呱落地，“呱呱”的啼哭声就是音乐，而人死了之后，会有送终的丧礼音乐，因此，音乐会一直陪伴我们一生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前段时间到内地采风，对于你或者你的同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你如何看待？

　　罗大佑：这年头采风已经不太可能了，我给你讲一个笑话，有一次我在山上走了四个钟头，忽然听到一段音乐，我感觉：“哇太棒了，真正的民歌！”上前一看，才发现是电视的主题曲。我相信音乐是来自土地的，因为人本身就来自土地，虽然早一点的说法是，人是从海里爬出来的，但从海里爬出来以后也要着陆了才能成长。

　　现代人的生活是不正常的，我需要多沾染点土地的气息。1993年我去过一个音乐研究所，看到他们搜集了庞大的民族资产，那就是一个民族所需要找的最好的东西。我一直认为人不是走向“饶舌”的，我指的是像爵士乐、古典音乐等大家不熟悉的东西，而是要回到根源上去。我希望我们写的歌，不需要区分哪个阶段，就像我们听到贺绿汀写的《天涯歌女》时，不会觉得这首歌是属于哪个年代的，因为它已经是整个民族的一部分。

　　采写/本报记者张璐诗

Yahoo! Groups Tips

Did you know...

Messages

Yahoo! My Yahoo! Mail
	Sign In New User? Sign Up
		LAUNCH - Groups - Help

Yahoo! Groups Tips

Did you know...

Best of Y! Groups

Messages